网络公关与舆情监测深度融合,共筑企业品牌防护网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已成为企业品牌传播、形象塑造及危机管理的重要阵地。在此背景下,网络公关与舆情监测作为两大关键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相互融合,共同构建起企业品牌的坚实防护网。

一、网络公关新趋势:精准定位,高效传播

传统公关模式正逐步向数字化、网络化转型。网络公关凭借其精准定位、快速传播和高效互动的优势,成为企业品牌推广的新宠。通过网络公关,企业能够直接触达目标受众,传递品牌价值和理念,同时收集用户反馈,不断优化营销策略。此外,网络公关还注重与意见领袖、媒体及社交平台的合作,借助其影响力扩大品牌曝光度和美誉度。

二、舆情监测:企业危机的“预警器”

舆情监测则是企业危机管理的重要一环。通过实时监测网络上的各类信息,包括新闻、论坛、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渠道,舆情监测能够及时发现与企业相关的敏感话题和负面言论。一旦捕捉到潜在危机,舆情监测系统会立即发出预警,为企业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同时,通过对舆情数据的深入分析,企业能够洞察公众情绪、预测趋势走向,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三、深度融合,共筑品牌防护网

网络公关与舆情监测的深度融合,正成为企业品牌管理的新趋势。一方面,网络公关需要舆情监测提供的数据支持,以便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动态和公众需求,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另一方面,舆情监测也需要网络公关的协助,通过及时、有效的沟通和回应,化解潜在危机,维护品牌声誉。这种双向互动、协同作战的模式,使得企业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中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强大的应对能力。

四、案例分享:成功应对舆情危机的网络公关实践

近期,某知名企业通过其完善的网络公关与舆情监测体系,成功应对了一起涉及品牌声誉的舆情危机。在监测到敏感话题后,该企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权威信息澄清事实真相,并积极与媒体和公众沟通互动。同时,企业还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发起话题讨论和正面引导活动,有效转移了公众注意力并提升了品牌形象。这一成功案例充分展示了网络公关与舆情监测深度融合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结语

网络公关与舆情监测的深度融合是企业品牌管理的重要趋势。通过构建完善的网络公关与舆情监测体系,企业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动态和公众需求,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为品牌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不断深化,网络公关与舆情监测将为企业品牌管理带来更多创新和可能。

台风灾后重建与舆情监测并行:海南全力推进恢复工作

近日,超强台风“摩羯”过境海南,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包括电力中断、交通受阻、房屋受损等。面对灾情,海南省各级政府及部门迅速响应,全力投入到灾后重建和救助工作中,同时加强舆情监测,确保信息畅通,维护社会稳定。

灾后重建工作全面展开

在台风“摩羯”过后,海南省各级公安机关迅速行动,组织领导干部和民警深入受灾地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他们全力以赴疏通道路、抢修供电供水设施、安置受灾群众,力求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海南省公安厅紧急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台风过后的恢复重建工作,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全力投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加强网上舆情管控,加快恢复道路交通。全省公安机关除值班值守警力外,还安排了大量应急力量24小时备勤,细化完善抢险救援工作预案,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舆情监测助力灾后重建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舆情监测成为了一项重要工作。海南省各级政府部门利用网络舆情监测及分析软件,实时跟踪和收集与灾害相关的信息,包括气象预警、灾害发生情况、救援进展等。这些软件通过整合互联网信息监测技术及信息智能处理技术,实现了对海量网络信息的实时追踪、分类、分析和预警,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了及时、准确的舆情信息。

在舆情监测的助力下,海南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能够及时了解公众对灾害的态度和看法,把握公众心理和需求,制定更加贴近民意的应急措施和政策。同时,通过情感分析功能,还能及时发现网络上的不实信息和负面舆情,避免误导公众和引发社会恐慌。

多方协同,共克时艰

除了政府部门的努力外,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到灾后重建工作中来。电力、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部门加班加点抢修受损设施,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通信和交通。同时,志愿者团队也深入灾区,为受灾群众提供生活物资和心理支持。

在舆情监测方面,媒体和网络平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及时报道灾情和救援进展,传递正能量,引导公众理性看待灾害,共同为灾后重建贡献力量。

结语

台风“摩羯”给海南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海南省各级政府及部门迅速响应、全力投入,确保了灾后重建工作的有序进行。同时,舆情监测的及时介入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海南将很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霍乱疫情持续蔓延,舆情监测加强以应对公共卫生挑战

近期,全球霍乱疫情持续蔓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霍乱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一些卫生设施有限、气候变化影响显著以及冲突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为了有效应对这一公共卫生挑战,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纷纷加强舆情监测,以掌握疫情动态,及时采取防控措施。

霍乱疫情概况

据世卫组织报告,2023年全球报告的霍乱病例数较2022年增加了13%,死亡人数更是激增了71%,共有超过4000人死于这一可预防且易于治疗的疾病。2023年,共有45个国家报告了霍乱病例,比前两年的数字有所增加。其中,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马拉维和索马里等国报告了超过1万例疑似或确诊病例的大规模疫情,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等国的病例数也显著增加。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通过受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患者常出现剧烈腹泻、呕吐、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由于霍乱疫情的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正面临严峻的防控挑战。

舆情监测的重要性

在霍乱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舆情监测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舆情监测,可以及时了解公众对疫情的关注度和态度,掌握疫情相关信息的传播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舆情监测还可以帮助发现谣言和虚假信息,防止其误导公众,引发社会恐慌。

各国加强舆情监测

为了有效应对霍乱疫情,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加强舆情监测工作。例如,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等机构密切关注国内外疫情动态,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为公众提供科学指导。同时,各国政府还通过社交媒体、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增强公众对疫情防控的信心。

防控措施与建议

针对霍乱疫情的持续蔓延,世卫组织建议各国政府采取以下防控措施:

  1. 加强公共卫生监测:及时发现并报告霍乱病例,掌握疫情动态,早期识别暴发疫情。
  2. 改善环境卫生:加强饮用水和食品安全的监管,确保公众能够获得安全、卫生的饮用水和食物。
  3. 提高个人卫生意识: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提高公众的个人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4. 加强疫苗接种:尽管疫苗库存有限,但各国应尽力扩大疫苗接种范围,降低霍乱发病率和死亡率。
  5. 加强国际合作:各国应加强信息共享和合作,共同应对霍乱疫情的挑战。

总之,霍乱疫情的持续蔓延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通过加强舆情监测和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保护公众的健康和安全。

如何做好舆情研判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舆情跟踪研判,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强化融合传播和交流互动,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那么如何才能做好舆情研判工作?

  什么是舆情研判?舆情研判可划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层次的研判。外部研判是指针对社会舆情的研判,从意识形态和事件发展两个层面展开:从意识形态层面而论,舆情研判是对社会舆情内涵的公众情绪、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的分析;就事件发展层面而言,舆情研判就是对某一具体舆情事件发展进程的预测,通过两个层面分析的结合,来研判舆情事件产生的根由、发展变化的趋势,评估可能出现的结果和造成的影响。内部研判是指对行政部门舆情应对能力的研判,包括对应对资源、应对措施和应对成效的研判。在面对舆情危机时,行政部门首先要研判自身应对舆情可以调动的资源有哪些,统筹自身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行政权限的配置,通盘考量可协调配合的其他部门与媒体资源,通晓己之所长所短、内外优劣;在此基础上,结合外部研判的结果,研判应当在何时于何种平台之上,针对性采取何种方式的应对举措;同时,预估应对举措的成效,并在采取应对举措后及时研判公众与媒体的反响和回馈,根据研判结果适时调整应对方略,制定下一步应对举措。

  舆情研判的内容是什么?做好舆情研判工作首先要明确研判的内容,简而言之包括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部分,无论外部研判和内部研判都要做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在外部研判中,定量分析是依据舆情事件的平台数据对舆情序时发展趋势的量化分析,定性分析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舆情纵深发展态势的具象化分析。在内部研判中,定量分析的关键在于做好舆情应对资源的管理台账,本部门本系统在应对舆情时有多少可运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在权限范围内有多少可联通协调的外机关与媒体资源,在部门主要业务的垂直领域内拥有多少官方账号和平台资源,这些资源的硬性约束决定了本部门可以应对的舆情压力的上限及可调动力量的边界,进而决定了应对舆情可采用的方式方法。

  如何开展舆情研判工作?做好舆情研判工作,重在制度化建设。舆情研判并非凭空再造一个研判部门,而是扎根于数据支撑、信息支撑、组织支撑和流程支撑的行政“肌体”上的决策“神经系统”,舆情研判工作有效开展的前提就是“肌体”能够支撑起“神经系统”的运转。一要强化数据支撑,做好舆情应对的预案建设,建立健全舆情事件的分级分类制度,完善舆情的监测机制。二要强化信息支撑,积极打破沟通壁垒,建设坦诚而高效的信息沟通机制,明确信息沟通与发布的载体和渠道,不断丰富沟通工具的应用场景,不断加大与公众的互动力度,加强干部媒介素养培养和媒介运用实践力度,提升融媒体时代信息汇集与分析的能力。三要强化组织支撑,对舆情应对组织进行专业化和扁平化建设,提升舆情决策层级,减少从决策到执行的中间环节,加强对决策制定与执行的监督考评力度,保障研判工作的高效、专业,确保研判对策的落实执行。四要强化流程支撑,构建从监测、响应到预警、应对再到考评、总结的完整闭环流程,实现对舆情事件生命周期和舆情应对工作的全方位覆盖,确保研判工作的连续性和系统性。通过强化四个支撑,可使舆情研判工作以数据和信息为依据,以组织和流程为依托,真正发挥制度建设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做好舆情研判工作,关键在常态化运行。开展好舆情研判工作,一方面要把研判工作贯穿流程首尾,在监测环节发现舆情信号就要研判舆情的发展趋势和态势,决定是否需要采取预警响应;在应对环节根据数据和信息的定量定性分析就要研判后续的发展趋势与态势,决定可采取的应对策略、措施和可能取得的成效;在总结环节应根据公众反响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应对的整体质效和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应受奖惩进行研判,总结经验、改进不足。另一方面要把舆情应对的组织建设成常态化自主搜索监测舆情信号、自主研判采取应对举措的任务自驱动型组织,保障研判工作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以制度化建设支持常态化运行,保障舆情研判工作分析有据、执行有依、落实有力,进而让舆情研判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舆情研判的成果应该如何运用?舆情研判成果主要用于应对和考评两个层面。在应对层面,做到实时研判、事事研判,依据研判成果采取具体应对策略和举措,未经研判不乱作为。在考评层面,既要对应对行为本身进行监督检查,研判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又要对涉事单位、人员和行为进行追溯审查,研判责任的归属与分配;还要对舆情事件的结果与反响进行追踪分析,研判应对质效,从而为应对行为决策、责任追究、绩效考评和制度机制的完善提供依据。

舆情管理也要树立风险观念

突发事件发生后,如果相关管理主体能树立舆情风险的观念,在事件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就注意从事件层面科学处置,积极回应公众关切并履行相关职责,则不至于演化成舆情事件。因此,公共事件舆情管理应树立风险观念,建立相应的舆情风险评估、风险源清单、监测、信息共享、研判等机制。

  从舆情管理角度看,很多突发事件之所以演化成重大舆情事件,皆因当事主体缺乏舆情管理上的风险观念。突发事件发生后,如果相关管理主体能树立舆情风险的观念,在事件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就注意从事件层面科学处置,积极回应公众关切并履行相关职责,则不至于演化成舆情事件。因此,公共事件舆情管理应树立风险观念,建立相应的舆情风险评估、风险源清单、监测、信息共享、研判等机制。

  通过社会风险评估以减少舆情事件的出现。脱离了事件的“舆情”就是谣言。谣言再有迷惑性也相对容易破解,而承载着实际事件的舆情事件应对则不是那么简单。因此,要避免舆情事件的发生,关键是要避免或者减少公共事件或突发事件的发生。减少公共事件或突发事件转化为舆情事件,重要的是要做好社会风险评估。各地区、各部门可以评估下,本地区、本部门所辖范围内哪些政策、哪些决策是可能存在社会风险的,容易引发群体性不同意见的。对不同风险领域和问题可以进行分类和评级,例如,哪些是高风险且得不偿失可以不做的,哪些是可以通过风险沟通化解的,哪些是暂时无法化解又不得不做而需要进行风险监测的。突发事件难以杜绝,但通过社会风险评估,可以了解哪些问题或决策在特定时期是容易引发社会关注的,从而在工作过程中尽量依法平衡各方利益,减少社会负面影响,将社会关注减少到最小程度。

  开展舆情风险评估以构建舆情风险源清单。舆情风险评估与社会风险评估不同但又存在交集。社会风险评估是评价社会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经过社会风险评估,有些高风险的政策或决策可以不实施。舆情风险评估则主要包括两大类:其一是对公共部门日常工作范围内可能存在的舆情风险的、难以避免的问题进行评估,例如治安问题、窗口服务人员的态度问题等。这一类别的舆情风险评估可以采取历史事件梳理法。通过梳理以往某一个公共主体所出现的舆情信息,进行归类和分析,归纳出常见的舆情风险源。其二是经社会风险评估确定存在一定风险又不得不开展的工作。通过开展舆情风险评估,可以构建起供舆情风险监测的指标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实现舆情风险的精准监测。

  拓宽适应全媒体发展的舆情风险监测渠道。随着新媒体技术和平台的发展,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网络论坛、“两微一端”等在不同事件中的舆情作用各有优势,需要构建适应全媒体发展的舆情风险监测体系和渠道。现阶段常见的监测渠道有:一是通过舆情监测系统监测。现在网络舆情监测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基于舆情风险监测指标体系,设定舆情风险监测的范围,可实现系统的自动监测和推送。二是通过自我网络平台监测。公共机构的自我网络平台包括所在单位的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一旦开通了这些平台,在涉及相关公共机构的舆情风险信息时,往往会有网民出于解决问题的目的通过这些平台告知该机构,这是重要的有效舆情监测渠道。三是通过第三方监测平台监测。现在不少舆情管理咨询机构推出了舆情监测服务,2015年中办、国办所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也鼓励公共机构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购买咨询服务。通过第三方监测平台,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舆情风险监测的成本。

  建立舆情共享与所涉问题的解决反馈机制。对于一个公共机构,特别是一级政府,出于节约资源的考虑,不需要所有的下属机构或部门都开展舆情风险监测活动,而只需要由一个部门(如宣传部门)负责此项工作。对于其他没有舆情监测渠道的部门而言,如何发现舆情风险,信息的共享对于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有必要通过制度建设,建立舆情信息共享机制,在发现涉及某个部门的舆情信息时,通过信息共享机制和渠道及时传递给涉事主体。在渠道方面,当前的新媒体手段已经实现了提供几乎无成本的平台。例如,可以建立一个舆情信息共享的微信群,在发现舆情风险信息时,可及时通过微信群多主体共享,也可以通过与群内单个成员的一对一共享。舆情信息的快速、及时、充分共享,有助于事件层面的有效处置和舆情层面的共同应对。除此之外,由于舆情的化解有赖于其所承载的事件的化解或者问题的解决,因此,还需要建立舆情所反映问题的解决反馈机制。负责舆情监测的部门监测到舆情信息后,及时转发给舆情所反映问题的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则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有响应,包括第一时间回应已经关注、加紧核实、依法处置、处置通报等。信息公开是有效化解舆情风险的最好方式,通过问题解决反馈机制,可提高舆情监测部门和事件管理部门协同管理舆情的能力。

  建立舆情信息风险的有效分析与研判机制。迄今不少研究者强调舆情应对的速度问题,例如所谓的“黄金时间”。舆情管理上快是必要的,但不能一味地强调快,特别是强调快速回应。很多时候,舆情的恶化都是由于“快”的问题。例如,常州外国语学校被污染事件经央视曝光后,当地新闻办就长篇大论地对央视报道的内容进行了“快速”回应。其结果,回应内容的避重就轻、抓不住重点,近八成网友认为常州“捂盖子”,甚至给公众留下了当地政府与央视“互掐”的印象,而政府与媒体的“互掐”本身就是舆论关注的重要焦点,使得舆情越演越烈,当地政府陷入更加被动局面。因此,快速回应的前提和基础是科学的研判,需要建立舆情信息的风险分析与研判机制。舆情信息分析与研判,应当由事件管理部门和舆情管理部门共同完成,前者主要对舆情所反映内容的真实性、依法处置的程序和可能结论、回应内容的素材准备等进行研判,后者则主要研判舆情环境、舆情焦点、口径制定、回应可能的结果等。此外,十分有必要借助第三方力量,特别是舆情管理方面的专家共同研判,一方面,即便是当地从事舆情管理工作、具有较高舆论素养的人员,也可能受束缚于种种因素而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无法做到中立地分析问题;另一方面,第三方舆情管理专家由于长期跟踪和研究舆情,更能从整体上“把脉”某一舆情信息的基本走势,并客观中立地做出基于舆情环境和事件本身的分析。(张磊)

网络舆情应对小心陷入五个误区

舆情是社会民众对现实世界情感和态度的一种表达。信息时代,民众的表达平台快速迁入互联网,形成复杂多变的网络舆情体系。在应对这些舆情时,不要陷入以下五个误区。

误区一:所有网络舆情都是负面的

事实上,除一些恶意事件外,网络舆情是促进社会协商、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强大力量。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参与社会讨论的便利性与积极性也日益提高,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应当看到,当社会成员都在关心社会健康,所有个体都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时,社会的整体面貌一定是积极的、向上的。

因此,不能简单地以网络舆情所反映出的现实问题而将其视为挑战社会的危机与风险。大多数网络舆情恰恰是一个提示窗口,是一个动员社会成员的机遇,联起手来共同阻止或预防危机出现的机遇。以前些年不时出现的城管事件或最近出现的动车霸座等事件为例,制度的完善与公众态度的统一,均是社会协商的良性发展方向。

误区二:舆情处置重点是信息管控

在舆情处置的过程中,如果方法不当,可能将事件放大而形成真正的危机,其中最典型的错误即是将舆情处置的重点放在信息管控上。的确,信息传播是舆情发酵的重要途径,但很多舆情往往是由一些触发性事件引起的大众情绪或感情的宣泄,这些情感因素又大多是个体对社会不公或信息沟通不畅的直接感受和切身认知。

因此,如果仅从信息管控的角度来处理,减少事件的曝光或阻断参与讨论的渠道,虽然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公众的不满很可能通过其他渠道或事件以更大规模的方式再次宣泄出来。以响水化工园事件为例,处理的重点应是引起舆情的触发性事件,而不是对信息的管控。

1月9日,广西柳州铁路公安处在全国第33个110宣传日前夕,在动车上开展“霸座”事件警情处置演练。供图/视觉中国

误区三:网络舆情监测是万能的

网络舆情是一个不断持续发展的开放系统。虽然现有的舆情监测平台已经在很多层面做到了对网络数据的实时跟踪与评估,但在具体应用环节,其所起的作用也更多是亡羊补牢而非一劳永逸。

首先,舆情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过程,因此现有的网络舆情感知模型也都会有一个滞后周期。

其次,平台所设置的控制信息大多基于既往的经验而无法跟上网络语境的瞬息万变。

再次,现实事件的多变特性与舆情处理过程中各种可能的突发因素,都会使舆情发生快速转化或引发多级次生舆情。

最后,现有舆情监测平台的大数据抓取机制和内容平台经常更新的反抓取设计,也会对真正的全网监测形成障碍。

因此,仅仅依靠数字系统的预警研判、单纯以信息传播手段来处置舆情只能是被动挨打。网络舆情监测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各部门主动的协同应对才会达成更好的解决方案。

误区四:所有舆情都需要政府介入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在处置舆情事件时往往会面对这样的两难境地:该介入的事件不介入,可能会引发大量的次生舆情;而不该介入的事件介入了,也会引起舆情的二次发酵。这就需要在处置舆情事件时一定要审慎地对待是否介入、何时介入、如何介入等问题,以避免舆情 的二次发酵与次生舆情的产生。

如前所述,如果将网络舆情看作是一个社会协商过程,大多数舆情事件都会在正常的社会协商机制下得到充分的讨论与解决,并不是所有舆情都需要政府介入。但一定要注意的是,一旦政府介入,必须做到客观公正、及时透明。

误区五:舆情部门能解决所有问题

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舆情部门都不能替代相关职能部门。单纯依靠舆情部门往往无法解决现实问题,而需要各方的全力配合。不同的利益诉求必然导致网络协商的不同表达,同一事件,不同的个体、不同的出发点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从而使网络舆情表现出复杂化的态势,并可能进一步伴随着谣言与恶意攻击。

网络舆情应对有三个“要”:要分清主次,辨清舆情产生的根源,积极协调相关机关、部门与社会群体,处理问题而非处理舆情;要统一声音,声音的差异是最可能导致次生舆情的主要原因,协同机制非常重要;要以及时有效的沟通来推动社会协商,积极处理而非阻断协商,从而避免网络舆情扩大化,同时消除谣言滋生的土壤。

因此,舆情处置的核心是各部门的协同,而不能仅仅依靠舆情部门一己之力。

网络舆情是现实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的综合体现,它一方面是社会问题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社会协商的深度展开,因而不完全是负面的。舆情处置的重点应当是解决现实问题,而不应是简单的信息管控,那样会封杀大众参与社会协商的积极性。舆情监测系统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分析舆情事件,但不应对其过度依赖。

政府或相关组织以正式身份参与舆情处理和社会协商,需要经过缜密的思考与决策;在舆情处置的过程中,舆情部门是一个重要的协调角色,而相关部门的协同工作是解决舆情问题的关键。(吕宇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副教授)

“解锁”舆情处置的正确方式

舆情无小事。在互联网时代,对网络舆情第一时间做出正面回应,对网民关切认真对待、解疑释惑是相关部门的职责所在。如何正确发声、提升网络舆论引导的有效性、牢牢把握网络舆论的引导权?

2015年12月21日,广东深圳,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社区滑坡现场。图为航拍的滑坡现场画面。供图/视觉中国

舆情处置存在三大痛点

在人人都亟待发声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网民围观成为无处不在的监督力量,网络舆论对公共治理形成强大的压力,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公共事件的走向。

掩盖事实真相,错失舆论疏导良机。以2018年泉州发生碳九泄漏事故为例,当地接连发布的环境通报都声称污染问题已得到解决。但从网民爆料以及当地网友上传的照片来看,污染并非像所说的那样已经得到妥善处理。在媒体不断地报道以及网民愤怒的声讨下,舆情持续发酵升级。

忽视舆情风险,“人祸”声音集中出现。以2015年深圳特大滑坡事故为例,群众投诉未能得到有关部门重视,直到事件爆发。此次事故起初被定义为“天灾”,但在舆论反弹中被指“人祸”,引发网民质疑,造成两大舆论场的割裂。

权责划分模糊,信息发布缺乏统筹。以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故为例,该事件涉及当地多个职能部门,但六次新闻发布会欠缺总体统筹,处置不当引发舆情二次发酵。根本原因是对“体制内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这两个舆论场的认识不到位。需更熟悉并适应互联网群体传播背景下的突发公共事件传播规律,尽力避免因舆情聚焦、舆情联想效应而遭受网民的“高压式围观”和舆论的“全景式审视”。

日常舆情处置三大举措

强化政府公信力。政府形象构建来源于政府公职人员,政府要把握机会与公众互动,树立公仆意识,形成真诚、友善、快捷的工作作风,以正能量维护政府形象,消除民众与政府间的矛盾隔阂,从根本上扭转民众对政府的偏激看法,为政府争取有效引导社会舆情话语权奠定基础。

提高媒介素养。地方政府要转变观念,突破“一地一域”的限制,经营好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公众号,不能着眼于临时应急,而要注重平时运营,在舆情事件处置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这样有助于提升自身媒介素养,进而提高线上发布的能力和水平。

建立舆情引导机制。政府机关应设立专属部门,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既能监控日常网络舆情,又能与公安、宣传等部门保持联动机制,在网络舆情发生时协调相关部门给出统一意见并对舆情走向予以引导。

舆情行业面临三大困境

舆情产业链构建粗疏。国内的舆情产业起步较晚,发展不充分,舆情产品较为单一和初级,市场主体没有形成独特性的核心竞争力。现阶段,舆情产业的相关公司对自身的定位也仅限于政府机构、大型企业舆情危机的整体对策提供商,业务一般集中于初级的网络舆情管理、电商在线分析、广告销售,产业链条相对简单。舆情产业应该是一个包含舆情监测、分析、预警、危机处理应对等多环节的产业链条,用户需要的是高质量的监测平台加专业的舆情服务,而不仅仅是一个监测软件,但目前舆情监测中心尚不具备预警和危机应对功能。

舆情分析师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目前国内的舆情分析师大多数由传统的新闻宣传工作者转型而来,不仅在数量上存在很大缺口,在质量上也不尽人意。舆情分析对于跨专业要求特别高,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交叉学科领域的人才最受欢迎也最稀缺。专业的舆情分析师培养需要技术支持、数据分析与信息传播的结合,国内不仅出现了众多从事舆论监测培训和发证的机构,而且各地各级机构组织的与舆情相关的培训也是层出不穷,缺乏全国统一的培养大纲和能力标准,授课质量参差不齐,培训和实操脱节严重。

舆情行业规范建设不完备。舆情监测行业作为朝阳产业吸引着大量资本进入,目前有关管理部门尚未出台行业规范和标准,导致鱼龙混杂,行业乱象不断。商业网站、公关公司、广告公司、营销公司、传统媒体等作为舆情监测机构,均有各自的服务目的与经营原则,由于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和准则,不规范的业务运作使得“网络水军”“网络删帖”等不良现象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营销和公关手段,加之恶意竞争、同行剽窃,在影响舆论的过程中,凸显出许多负面问题,因此推动舆情服务业透明化、规范化迫在眉睫。

舆情产业发展三大建议

完善产业链条,深度开发需求市场。舆情产业中长期存在“官商媒教”各自为政、产业链建构脱节的现象,有些擅长售卖技术、销售相关软件或搭建监测系统;有些擅长于分析、处理数据,产出舆情报告;有些专注于危机公关,善于应对负面舆情。从表面来看,各家各有所长,形成差异化竞争,各取所需,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各自为王、独占山头的局面却不利于舆情行业纵深发展。只有深度整合数据,注重舆情事件的关联性和规律性,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分类归纳,深度开发多级市场,为社会各大机构和个人提供私人化定制产品服务,才能被市场接受。

秉持专业态度,减弱舆情长尾效应。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认为,舆情研究不是主观拍脑袋,而是通过客观数据还原社会真实意见构成。只有冷静观察舆情走势,做出科学梳理,直面舆情危机中暴露的管理问题,才能提供理性建议。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利益群体交错复杂,网络表达中会充斥负面心态、消极情绪,一些网络舆情事件进入消解期后,相关流行语、网络视频等娱乐化尾巴长期流传,实际上这是网友对某类问题的关注而留下的社会印痕,本质是社会心态的传接。

一些舆情监测机构容易出现编造数据、预置评判、数据采样偏颇的情况,专业网络舆情分析师只有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立场主张。只有在舆情分析师的培养理念、培养途径和培养方法上进行革新,以适应行业发展需要,才能真正践行《网络舆情研究阳光共识》所呼吁的“努力打捞沉没的声音,挖掘和释放网上的正能量,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民意素材”。

促进产业协调,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目前国内舆情产业的构成机构包括高校智库或学术机构创办的舆情研究所,依托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建立的舆情监测平台,由软件公司和调查机构联合成立的舆情软件企业,由高校新闻传播研究机构和软件公司联合创立的舆情实验室以及公关、营销公司,但普遍存在各自为营、功能重合的现象。舆情行业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制定全国性的舆情产业规划正当其时,要分片分层指导,全面推进产业的均衡分布与长效发展。

地方网络舆情的特点及预警模型设计

摘 要:社交媒体时代,地方网络舆情要从最源头的预警开始。基于地方网络舆情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和传播规律,依据事件属性、传播与扩散、受众属性、主体属性等相关维度建立一套预警机制和监测模型,是有必要和可能的。本文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确定评估指标及权重,设计预警判断等级,运算一二级模糊评价矩阵,在主客观的共同协作下,为地方网络舆情事件进行预警研判。

关键词:地方网络舆情;预警模型;综合评价方法

一、地方网络舆情的特点与预警测量的可行性

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舆情极易发酵,传播范围广、影响危害明显。特别是地方网络舆情事件,虽然发生在一城一地,但时空无界的网络空间已经没有地域界线,预警不到位、研判出差池、应对不及时,都会很快发酵为全网舆情。2019年的“湖南衡阳警察打人事件”“西安奔驰女车主坐引擎盖维权事件”,2020年的“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江”“江西乐安曾春亮杀人案”等地方舆情事件,都直接影响到社会安定、营商环境和百姓生活。

近些年,网络舆情有明显的下沉趋势。以政法系统为例,据相关资料统计,2020年区县一级的政法类舆情数量占比达56.1%,同比增长近14%。之所以出现地方网络舆情上升的状况,一是源头多元化,社交媒体和开放平台赋能每一个个体,让市、区、县的普通百姓有了发声机会和渠道,一城一地大事小情都会成为被曝光的对象;二是舆情民生化,地方舆情更多的是涉及日常生活、权益保障、环境安全等民生话题,而民生话题是没有地域边界的,同理共情的心态让地方舆情易成为全国舆情;三是舆情圈层化,传播路径以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传播为主要链条,无论在舆情发酵过程中还是在处理善后的反馈环节,群体易于形成一致看法并达成共识,舆情升温或降温都较为快速。

2020年11月出现的黑龙江雪乡“烤肠15元一根”的舆情,表现出典型的地方舆情特点。首发信源来自一个“李礼背包去旅游”的普通网民11月26日在抖音平台上的爆料,11月30日,以@头条新闻为代表的微博资讯号对此事介入报道,大众媒体和平台用户的参与让话题快速引爆,该条微博评论数超过6000条,使这个一地一域的事件成为全网热点。因“雪乡烤肠”“景区物价”这类事件具有一定的圈群性,容易达成一致意见,舆情升温快,若不能有效应对和善后处理,易于多次被挖掘和再发酵。

诸如“雪乡烤肠”这样的地方舆情,如果能早监测、早预警、早研判,也许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走势,甚至不一定会发酵为全网舆情。

网络舆情管理遵循预警、研判、分析、报告、应对、处置等操作程序。预警在整个操作程序中位列第一,但要真正做到准确的、有效的预警,实属不易,比如舆情的突发性、舆情涉及面的复杂性、舆情来去的瞬时性等,让网络舆情预警未能真正发挥出“预警”的价值。但是,地方网络舆情因发生在市、区、县,有一定的发生、发酵规律,又较为偏向民生,如果能依据事件属性、受众属性、主体属性等相关维度建立一套预警机制和监测模型,在日常监测中发现苗头和舆情事件发生伊始进行危机程度评估,就能为快速、及时、准确、高效研判,妥善应对处理舆情提供出科学的、量化的数据和依据。

二、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建构预警模型

传统的地方舆情预警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媒体以新闻报道或内参的方式将某一事件的舆论反响公开发表或内部上报,起到一定程度的预警作用;二是针对某一可能发酵或已经发酵的舆论事件展开评测,邀请行业或领域内专家研判舆情的发展方向。两种方法都是以经验和逻辑推断为基础的主观评价式预警,机制不够明确,评判标准不够透明,具有相当的随机性,缺乏科学依据和方法,容易造成对某一特定事件截然不同的判断结果。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舆情监测技术的进步、舆情管理系统的深度开发,采用更加科学有效的预警方法已成为一种趋势,也更具有实际效用和实践价值。鉴于此,应运用传统的层次分析法(AHP)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基本原理,根据地域发展特色和舆情发展规律,研究分析地方舆情风险的多个维度,建立一套应用于地方的网络舆情预警模型,力图以较少的资源投入、科学的模型测量来实现舆情预警的目标。

层次分析法(以下简称“AHP”)是指将与决策相关的要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一种决策方法。该方法是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其核心原理是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影响以及隶属关系,将因素按不同的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最终使问题归结为相对重要权值的确定或相对优劣次序的排定。运用层次分析法,可以将主观评价转化为客观评价,规避缺少详尽数据支撑等缺点,其计算过程中的一致性检验也能有效减少专家主观评价所带来的自相矛盾等问题。层次分析法是舆情预警模型中指标权重确定的理论依据。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标方法,是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它具有结果清晰,系统性强的优点,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适合各种非确定性问题的解决。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可以将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从信度和效度两方面提升了舆情预警模型的有效性、可靠性和预警质量。

三、地方舆情预警评估的三级指标及部分指标说明

建构地方舆情预警模型,可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建立地方舆情预警指标体系。由相关研究人员对地方舆情规律进行分析,分解出相关因素和关联维度,以此建构出多级指标的舆情预警指标体系;二是组织若干不同领域的专家或专业人士对三级指标打分,进行数据赋值;三是依据打分结果,建立判断矩阵,完成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对网络舆情热点事件性质、传播过程和传播影响因素的分析,可将网络舆情风险指标体系的因素集设计为4个一级指标,即事件属性、传播与扩散、公众关注度、回应主体属性,9个二级指标,包括事件性质、涉事人员、舆情来源等,23个三级指标,包括利益相关性、事件清晰度、内容敏感度等。

一级指标中的“事件属性”下辖2个二级指标,分别为事件性质与涉事人员。事件性质包含利益相关性、事实清晰度、内容敏感度、危害程度4个三级指标;涉事人员则包含人员身份和人员数量2个三级指标。

一级指标中的“传播与扩散”下辖3个二级指标,分别为舆情来源、扩散程度、舆论趋势。舆情来源包括发布信源数量、发布信源影响力2个三级指标;舆论趋势则包含扩散程度和舆情波峰数量2个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中的“公众关注度”包括关注度基础指标和特殊关注群体2个二级指标,关注度基础指标包括累计转发量、累计评论量、累计阅读量3个三级指标;特殊关注群体包括意见领袖与网络水军2个三级指标。

一级指标中的“回应主体属性”包含回应能力评估与事件应对评估2个二级指标,回应能力评估包含传播渠道数量、发布信息频率、粉丝数量3个三级指标;事件应对评估则包含事件回应速度、事实清晰度、引导意识3个三级指标。

需要对部分三级指标做出说明。

利益相关性:是指事件与社会公众的贴近性、与公共利益的相关性,意在体现社会公众对事件的关切程度;

事件清晰度:是指事件本身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否伴随大量的不实信息甚至谣言,网络上传播的事实是否准确清晰;

内容敏感度:指事件是否涉及敏感问题,是否存在违背道德、违反法律法规等现象;

危害程度:是指事件是否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持续时间是否较长等;

人员身份:指舆情事件中涉事主体的身份、职业等,名人、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主体对舆情是否进一步扩散有着很大影响;

发布信源影响力:是指舆情事件的第一发布信源层级,若是中央级媒体发文报道,事态会迅速扩大成为全国性事件,若是地方自媒体的报道,则会存在一个发酵时间和发酵过程;

舆情波峰数量:是指舆情是否已有高峰,迎来了几次高峰,这侧面反映着舆情的持续时间与影响范围。

四、指标体系权重的确立和预警等级的判断

确定权重的基本思路是:将各指标作为影响因子按照隶属关系建立一套有序“递阶结构”和“判断矩阵”,通过对指标因子两两比较,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正交化特征向量,由此得出各影响因子在体系中的权重。比如,因子A“利益相关性”相比因子B,“事实清晰度”存在着“同等重要”“稍微重要”“较强重要”“强烈重要”“极端重要”5种不同情况,每种情况赋予其相应的量化值,再将两相邻的中间值进行量化,以此作为专家打分的基础数据。

确定权重的方法是,先邀请一定数量的专家基于上述量化值对三级指标进行赋值,然后将专家的赋值取平均数形成判断矩阵,再通过对判断矩阵进行AHP层次法研究(计算方法为:和积法)分析,得到特征向量及各因子的权重值。每个地方都可以在建立预警模型之初邀请不同专家对地方的舆情风险指标体系进行打分,这套权重值具备一定的稳定性,是每一次舆情发生之时用来计算测量的基础数值。当然,也需要根据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实时跟进,比如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专家打分,测算出新的权重值。

预警等级的判断则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我们将舆情预警等级划分为轻度级、警示级、严重级和危险级4个级别。每一次舆情事件发生后,需要请若干个专业人员以10分制对指标打分,打分主要对象是23个三级指标。这一分值是舆情预警测量的基础数据,为保证数据的相对客观和准确,需要邀请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等级的人员背对背进行。在获得三级指标的基础分值后,再运用模型公式一步步测算出二级指标、一级指标的相关数据,最后将这些运算最终结果比照预警等级的4个级别,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判断出事件的预警等级。

五、地方舆情预警模型应用实例分析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设计的地方网络舆情预警模型是否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还需要通过具体的舆情事件来检验、验证。2020年8月12日下午6时许,河北省保定市突降暴雨,七一东路与关汉卿大剧院交叉口西北角围墙和宣传牌倒塌,造成一名29岁女子当场死亡。8月15日和16日死者丈夫胡先生为此连续发帖,向有关部门讨要说法。此事件的风险等级如何?是否会引发舆情?我们运用模型进行了推演并做出舆情风险等级预判。

在对此次舆情事件进行预警研判之前,我们已经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政府人员、企业人士,就上述23个三级指标向他们进行说明,请他们对23个指标打分赋值,计算出保定市的地方舆情风险预警体系中的各级指标权重。这一指标权重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相对固定、稳定的,用于测量今后每一次发生在保定市的所有舆情事件。

保定市暴雨事件发生后,我们还当即邀请了《河北青年报》新青年大数据舆情中心的20名舆情专家和专业人员,针对此次事件的性质、特点和可能的影响对三级指标进行打分。然后,按照上述操作流程和已经计算出权重,代入预警模型一步步运算得到级指标分值、一级指标分值,最终判定该事件舆情风险预警级别为二级严重级。

在随后的一周内,我们时刻关注着这一事件的相关数据和舆论情况,发现舆情进展特征与“危险级”的预警等级判断大体一致。一是舆论声量较大。8月12日至8月18日19时,全网关于“保定暴雨围墙倒塌致人死亡”相关信息达1052篇,其中新浪微博占比最大,达到84.13%。话题一旦在微博形成声浪,就易于发酵成全网事件;二是敏感信息占比高。在监测期间内,涉及“保定暴雨围墙倒塌致人死亡”的相关信息里,敏感信息占比为 87.89%,意味着这一事件具有较高的冲突性,属于危险级舆情范畴;三是关键词云涉及涉事主体,在监测时间段内,“相关部门”被提及 537 次,“政府”被提及420 次,“执法局”被提及 368 次,背后隐含着民众对保定城市建设的抱怨与不满,这种情绪极易快速传播,形成地方老百姓的同情共振;四是舆情信息地区扩散有限,除河北以外,只有北京、广东等地有一定的信息传播量,没有形成全网传播,风险等级没有达到危险级,应对得当,舆情的发展尚可控制。

通过对舆情事件三级指标的确定,结合AHP-模糊综合分析方法,建立地方舆情预警模型,不仅能发挥高质量、小样本的独特优势,有效规避地方舆情数据量少、问卷发放困难的问题,节省清洗数据的时间,达到快速确定事件舆情风险等级,为地方单位提供应急舆情处置建议的目的,而且能规避主观判断、经验判断和偏见判断的误差,成为科学判断的一种选择。这一地方舆情预警模型设计,改变了依据主观逻辑推断为基础的主观评判舆情的固有作法,实现了运用大数据对舆情进行客观分析,使舆情预判、评判更为详实准确、便于操作。对于创新舆情预警方式方法,增强舆情预警的及时性、准确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作为对改进舆情预警的有益探索和有益尝试,这一模型还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一是指标体系和权重不具有普适性,需要每一地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和重新评估;二是确立权重过程中的打分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虽然模型设计中构筑了三级指标,并将指标分解为可量化、可评估的部分,但预警机制毕竟是事前评估,无法大量应用阅读量、转发量、评论量等舆情爆发后才可以得到的数据,更多的是依赖专家打分,但打分难免受主观因素影响;三是每一次具体事件发生后还需要专家打分,对人员的依赖比较高,在应急事件处理中能否及时得到专家的评估是这个模型的痛点;四是舆情预警模型只能提供4个级别的舆情评级,以供舆情处理部门参考,难以为后续的舆情处置提供建议,需要相关舆情分析师根据不同的预警级别给予相应的关注,推动舆情后续的进一步处理解决。

盐田不断提高 舆情应对效率

南方日报讯 (记者/徐烜和)近年来,伴随着“产业兴盐 创新驱动”的深入推进,盐田城区建设驶入快车道。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盐田受关注度与日俱增,群众信息需求不断升级。为此,盐田主动作为,主动发布群众关切的一些内容,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应对舆情,确保辖区舆情态势平稳可控。
长期的舆情平稳离不开盐田区日常舆情处置的高效和谨慎。今年以来,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国两会及市党代会、两会等重大节点,盐田区先后印发《节假日期间新闻宣传及舆情应对工作预案》《重点防护期舆情应对工作流程》等工作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网络值守,确保舆情信息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处置。
同时,盐田区还强化日常网上舆情监测,结合重大节点、重大事件、重大工作及市、区舆论热点,设置关键词,开展网上巡查,今年以来共编印《盐田区每日舆情早报》300余份、重要舆情信息专报50余份。
面对突发状况,盐田区的舆情处理也显得游刃有余。“5·21”疫情发生后,面对社会各界关注,盐田区委网信办坚持“舆情研判靠前一步、舆情处置从严从快、舆论引导靶向发力”的工作思路,成立涉疫舆情监测专项小组,累计编制《盐田区新冠肺炎疫情舆情专报》33期,及时辟谣、处理涉疫情负面有害信息52条。
在重大宣传节点上,盐田区有关部门也精心谋划,向外界发出“盐田好声音”。今年以来,盐田区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传方面,开设“党史学习教育”“建党百年·红色盐田”“我为群众办实事”等专栏,推出相关稿件1000余条。在深圳市第七次党代会、两会期间,盐田充分发挥“美好盐田”政务微信号作为区内权威政务新媒体的作用,高频、高效、高质做好会议精神宣传解读。
盐田区网信办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盐田将精心策划更多选题,壮大网络传播影响力,同时进一步提升舆情应对工作水平,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快速应对处置机制,守好网络意识形态“南大门”。

正确认识网络舆情 全面提升监测机制

全媒体时代,由社会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呈现影响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随着论坛、微博、贴吧、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媒体平台载体的不断更新迭代,公众在网络舆情事件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从关注者、点赞者、评论者、转发者,演变为记录者、创造者和商业化运营者。公众对社会舆论的参与度呈快速上升趋势,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公众对特定事件表达观点的载体,是社会舆论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虽然,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在不断提高,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网络新闻用户数量超过7.71亿,全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进步加速了网络舆情的发展,但是网络舆情的治理和监测面临着新的挑战,如国内人口基数大、网络舆情管理困难、新媒体欠缺引导舆论的能力、网络舆情检测机制还不够成熟、舆情监测分析信息采集不全面等问题较为突出。
  因此,我们要正确认知网络舆情本身具有的正向和反向影响效应。例如许多具备正能量的信息,通常先从网络平台释放信息,再由传统媒体、新兴媒体进行转发和跟进,形成一定关注量级后,彻底迎来全媒体的爆发。这种由点到线再到面,从而形成多渠道、多路径的“病毒式”传播方式,速度快、覆盖广,往往取得令大众满意的效果,对于不少以往因种种原因被忽视的群体,政府帮扶、社会捐助等方式能在舆情发生后迅速跟进。
  同时,网络虚假新闻层出不穷。信息真假莫辨、鱼龙混杂,给虚假新闻安上了翅膀,使其传得快、传得远、传得凶,表现形式也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当这类虚假信息或反转新闻频繁出现,占用过多资源吸引社会关注度的时候,一些本该受到公众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却被其覆盖,这种非正常现象对社会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消耗与浪费。
  由于网络言论的自由性和匿名性,网民不必为自己发表的言论负责,一些偏激、情绪化、非理性的发言就会在网上出现,同时也有可能产生联动效应,影响到其他受众者对舆情事件的看法。近年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官媒也通过转发一些网络舆情事件引导群众的理性思考,通过报道具有积极意义的热点事件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因此,官方媒体、新兴媒体以及许多具备“名人效应”的自媒体,都应积极地参与到网络舆情的引导和治理中,形成具有行业准则的相关条例,探索建立促进全媒体时代良性发展的评价机制,起到正面引导作用。政府也需要积极采取措施和建立相关制度,全面治理网络舆情、完善监测机制、创新监测方式、提升监测效果,维护和谐的网络氛围、净化网络环境。